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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耻 敬畏在 ——湘剧《烧车御史》创作谈

发布时间:2016-1-5 来源:湖南省艺术研究院 阅读:

    “人知耻,敬畏在。” 这是我在《烧车御史》某稿中的一个上句唱词。不仅仅是因为先贤谢振定有《知耻斋诗文集》传世,从他在烧车事件的一系列表现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始终保有一个读书人所应有的对法度、对社会公理的敬畏。如此,才有了我们看待谢振定其人其事时油然而生的敬畏;作为一个科班编剧,既务斯业,我也必得保有对职业的敬畏。
    在盛产编剧的湖南这片土地上,抢食本身就是一出大戏!《烧车御史》是我在本次戏剧生产时段(院团的戏剧生产一般以艺术节为节点)的第三次创作机会,此前,在个别前辈的努力下已然丧失了两次机会。科班编剧出科八至十年走上成熟。今年是我毕业的第八年,我自必想努力证明自身的存在。但面对第三次机会,籍籍无名的我在丛林法则下仍然是无力的,所幸涟源湘剧院大胆地启用我。
    在我接手创作《烧车御史》时,谢振武先生已写过四稿。如果要学那类对传主生平一无所知、仅凭偷瞄他人作品二三事就敢下笔的时髦做派,我委实有着现成的捷径,还用不着猥琐地偷瞄,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谢振武先生的四稿来了解谢振定生平,或直接截取素材重新编排,甚至在其基础上修改。人知耻,敬畏在。不论是从我自身,一个科班编剧的职业操守,还是从创作主体涟源湘剧院,上下对这个剧目的期许,我都无法选择满足于编圆一个故事,或是连故事都编不圆、仅就台上的色彩博人一乐来草草交差。
    如此,在接下任务后,我穷尽了身边所能找到的有关谢振定的记述,并与主创团队一行在院方的组织下走访谢振定故居乐凯堂,向谢氏后辈族人了解有关轶事,翻阅族谱等。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基础上,才敢动手重新架构剧情,其间,主创团队共同探讨,在剧本的起步阶段,即已融入舞台色彩的考虑。尽管最后的剧本源于并一定程度忠于《清史稿·人物列卷》第109卷中数十字的记载,但所掌握的绝非仅止于此。包括其在任职漕运时的事迹,甚至“倒和先锋”的身份等,在综合考虑后都悉数回避,这种选择,决不是墨守成规,为戏曲“一人一事”的古法所束缚无从迈步。从传主呱呱坠地写到垂垂老矣,只求面面俱到地拉洋片,以炫耀创作者所掌握资料的丰富,致使主脑难立,甚至不知立主脑为何物,这绝非方家所为。
    戏剧艺术有她不可践踏的章法,作为创作者,我必得去敬畏。诚然,先贤谢振定的事迹,值得当代弘扬,值得向当代观众推介的不在少数,但是,在一个两小时左右时长的戏曲作品中,我没有义务去践踏戏剧章法来一一弘扬、推介。文字是抒写性情的,戏剧文学同样如此,借谢振定之酒浇胸中块垒这一最大的创作诉求,无从阉割,正是基于这一诉求,才有了从众多相关素材中的选择与取舍。至于观众观剧时的解读,是作风建设,还是司法的尊严,抑或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知识分子人格,这是一万个观众心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的问题。
    戏剧创作是剧作家性情的抒写,同时,她也得兼顾院团的诉求,戏剧的最终形态不是剧作家个人的劳动,而是各艺术门类共同努力的结晶。作为最基层的创作主体,涟源湘剧院无意、也无力去跟风,学人家投排一个剧目只为在汇演时昙花一现,过后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他们没有做这种贴本买卖的家底,希望、也要求所投排的每个剧目短期内能进入日常演出剧目行列。如此,在选取素材、创作剧本时,需要我更多地考虑观赏性。这种观赏性,绝非舞美的大制作,求得视觉感官上那份奢侈的唯美,而是努力贴近普罗大众的情感,以求与观众在情感上达到互通,扬大众所扬,抑大众所抑,倾吐观众的情感取向。
    高台教化是戏曲的一大功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应该是。《烧车御史》作为戏曲作品,自然不能例外,但在教化的同时,我们已掂量了自身的斤两,台下观众的阵容是浩大的、构成是复杂的,高高在上地兜售个人知识面、智慧或是解读历史事件的一己之见,终必是肤浅的,难脱班门弄斧的尴尬结局。正因为有过对自身的掂量,才有《烧车御史》一剧的去剧作者化,当然,所谓去剧作者并非放弃我思我想,放弃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去照搬历史,去再现历史,而是抛弃私人化的解读,代之以普世的情感取舍。这种情感取舍是永恒的,不因时代的更替而变化,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譬如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社会现实的鞭笞,对坚守独立人格的颂扬,这些都是亘古不变的。如此写,仍然具有一定高度,教化、引领的同时,不乏对观众的敬畏。
    敬畏观众,必得满足观众的观剧需求。这一需求,包含情感需求,也包括娱乐需求。情感需求,即前文提到的情感上的交流与互通;关于娱乐需求,已有评论者提到戏谑精神,戏者戏也。几年前,作《浅谈戏曲闲笔——兼谈<傅山进京>闲笔》一文时,我有过相关梳理、总结,发现最能引发观众广泛共鸣的,除情感所契,即为闲笔的妙用。这些闲笔,看似与剧情推进无关,甚至脱离剧情,却又实实的最为观众所期,调节剧场氛围,并能帮助观众理解剧情背景。有过梳理与总结,在创作《烧车御史》时,就有了尝试冲动。譬如插科打诨,譬如现代词句的运用,譬如一整场看似脱离主行动线的关于张豹借伤敛财的刻画,等等。这一方面,是我个人的尝试,但另一方面,这份尝试也是基于满足观众娱乐需求。
    前面已提到,戏剧作品终必要面对浩大的观众群,观众的构成是复杂的。创作者再完美的卖弄,在观众面前必将被剥得精光,所有的瑕疵、小聪明、假高明等等,都无从遮拦。譬如,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他发达之后,人称“袁项城”,这种称谓习惯在旧时较为常见,仅限于发达了的人物,多为他称,如果用来作为自称,必得先有他称,并在已有一定的广知度后。一个历史人物,发达前就动辄以家乡地名作自称,甚至面对尊长亦如此,那不是历史人物的狂妄就是作者的无知了。再如,一些近在眼前的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在建国后尚做出过杰出贡献,创作者硬要胡编滥造,将之设置为死于建国前,即便侥幸躲过了传主后人的官司,恐怕也难以面对观众。如此,创作者唯有潜下心来,做好自己的修行。尽管个人的知识面有其局限性,但这并不能作为我们停滞求索的借口,也不足以用来为作品的洋相百出开脱。
    创作时我们追求完美,尽管我们不能杜绝个人知识局限所致的瑕疵,但至少可以也必须避免常识性的、低级的错误存在。在创作《烧车御史》时,我们就不乏这方面的努力。譬如,关于谢振定的行政级别,在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中就有三种之多:从六品、六品、从五品。尽管从五品到从六品,这个差别不是很大,不论采用哪种,与对立面的一品大员相比,丝毫不影响谢振定普通官员的定位;此外,剧本中也只在其夫人周氏唱词中简单涉及他的行政级别,并且这还有回避的空间。但是,我们既然选择了不回避,就得探明真相,敢于面对观众的挑剔。再如虚构人物袁通的官职和所属单位。剧中张豹私驾官车、滋事伤人后,谢振定要把他往这里送。而关于这个问题,同样存在多种说法,剧本也先后用了多种:如案件由顺天府管辖,具体负责操办此事的袁通为通判;如案件由步兵统领衙门管辖,袁通为通判;最后,谢征武先生翻阅到一部权威的关于清朝各机构、官职的书籍后,我们才最后定下五城察院,袁通为御史。谢振定的行政级别问题也同样在翻阅这本书后得以化解。
    诚然,创作中存疑的问题,并非都能第一时间得以完美化解。努力了,穷尽资料后仍是一团雾水,是否就可以堆上去,等着观众在板砖后抛出答案?别人如何选择,无从知晓。从敬畏角度出发,我的选择是回避。在《烧车御史》创作中即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如较多资料中说谢振定做过嘉庆皇帝的老师,并不乏官方的资料;官方资料应该具有权威性,但是,同样的官方资料中又说谢振定的行政级别是从五品、六品或从六品。如果谢振定做过嘉庆皇帝的老师属实,那么,不论是三师(有时又称三公),还是三少(有时又称三孤),都是正一品或从一品。显然,此间是自相矛盾的。尽管现在我已弄明谢振定做过嘉庆皇帝老师一说的真相:嘉庆皇帝给谢振定题词 “祖之臣,父之功臣,朕之先生”,好事者根据“朕之先生”想当然地臆测,错误地理解了“先生”一词。但是,因为在剧本构思时这还是一个疑问,我毅然选择了回避。 诚然,尽管我心怀敬畏,要求自己努力做好修行,但毕竟阅历、能力都还有限,难免有所遗漏或不足,但至少,因为有着这份敬畏的存在,杜绝了低级的错误,免遭人耻笑。当然,还得感谢苍天不负人,感谢众多前辈的热心指导,使这个戏成为迄今为止湖南唯一得国家艺术基金扶植的县级院团的大型剧目,成为湖南五届艺术节以来唯一获得金奖的县级院团剧目。(文/
尹雨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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