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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风景 “簪花”宋男——论巴陵戏《远在江湖》造型设计之首服元素

发布时间:2016-1-5 来源:湖南省艺术研究院 阅读:

“簪花”,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服饰风俗贯穿了几乎整个人类史。走马观“花”,从重庆化龙桥东汉献食女陶俑、山西太原晋祠北宋侍女像,到敦煌壁画唐《乐廷環夫人行香图》家属部分、河南偃师北宋砖雕厨娘;从四川忠县三国蜀汉乐舞陶俑到河南偃师墓北宋彩绘铭文砖雕“丁都赛”、南宋《杂剧人物图——打花鼓》;从唐《簪花仕女图》中的“芙蓉冠”、“莲花冠”、“牡丹冠”,到宋《花石仕女》中的“重楼子”、《宋仁宗皇后像》中的“一年景”,……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都有“花缘”。直采的时令“鲜花”,加工的材料“仿真花”;单朵插发,累插集成“花冠”, ……花样百出,但百变不离宗,它的存在始终是以一种纯粹的审美意象而源远流长。


……花的历史,似乎是一部完整的女性史。

然而,伴随巴陵戏《远在江湖》造型设计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个有关男性首服的元素——“男子簪花”不时地从历史资料中跳了出来。

原来,在我们的宋朝有过这样一段风光无限的“男子簪花”时期。首当其冲的是《水浒》。 “插翠芙蓉”的“病关索”杨雄, “插石榴花”的“短命二郎”阮小五, “插四季花”的“浪子”燕青,“插金翠花”的“金枪手”徐宁,还有那“及时雨”宋江、 “神行太保”戴宗、 “没箭羽”张清、 “玉麒麟”卢俊义、“一枝花”蔡庆、“小旋风”柴进、 “鬼脸儿”杜兴 ……鬓边插花的梁山好汉如数家珍。

就这个话题,有文这样界定。“男子簪花指的是男子用时令鲜花或金银制、绸制、绢制假花插于发髻、鬓角或冠上以作为装饰或礼仪程序的一种风俗。据考,所簪之花有茱萸、木槿花、蔷薇、梅花、杏花、棠梨、茉莉、牡丹、菊花等样式。”[1]

从礼、节、娱、乐而言,宋时男子“簪花”,上至天子,下至黎民,可谓无花不欢。从宫廷御宴、官宦雅集、饮酒吟诗、良辰佳节、特定角色、三教九流的“男子簪花”可见一斑。

1、宫廷御宴簪花

关于宋代“宫廷簪花”,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有明确说明。“宋代遇喜庆大典、佳节良辰、帝王出行,公卿百官骑从卫士无不簪花,帝王本人亦不例外。花朵式样和使用材料均有记载,区别明确。图像反映更可相互取证。”

宋代的时尚达人当首推皇帝,对花之所好堪称“花 痴”。《铁围山丛谈》卷六载,“元丰中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东京梦华录》卷之七载,徽宗“驾登宝津楼,……驾回则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前后从驾臣寮、百司仪卫,悉赐花。”《渑水燕谈录》卷一载,“后曲燕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真宗顾文元及钱文僖,各赐一朵。 ……”赏花、簪花,兴之所至,动辄赐花;所幸者若得皇帝亲戴,则更无上荣宠。

真宗以后“御宴簪花”盛行,宫廷赐花礼仪趋于制度化。《宋史·礼制》对宫廷大宴之春秋大宴、饮福大宴、曲宴、重阳宴、闻喜宴的礼仪制度均有详细记载;《梦梁录》、《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等宋人笔记对“赐花、簪花、谢花”礼仪以及所赐“生花”、“宫花”的品种、颜色、数量、对应官级,也有大量篇幅的描写。凡此种种,礼数严格,尊卑有序。“仁宗庆历七年,御史言:‘凡预大宴并御筵,其所赐花,并须载归私第,不得更令仆从持戴,违者纠举。’”(《宋史·志》卷六十六)宋朝就是一朵“奇葩”,能把“簪花”从一件极个人的事情做入政治体制,这是空前绝后的。

想像那样一种画面。“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武林旧事》卷一·姜白石诗)“……北望全如花世界。”(《西湖老人繁盛录》)“……都人瞻仰天表,御街远望如锦。”(《梦粱录》卷六)“都城如此盛典,锦绣乾坤、花花世界,以至四方万姓,不远千里,无不以先睹为快。”(《武林旧事》)虽时空不能倒回,然天上人间依旧是那个繁花似锦。

2、官宦雅集簪花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官宦聚会,附庸风雅,簪花凑兴是宋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四相簪花”的故事也就应运而生。宋人笔记周辉《清波杂志》卷三载,“红药而黄腰,号‘金带围’。初无种,有时而出,则城中当有宰相。韩魏公为守,一出四枝,公自当其一,选客具乐以赏之。时王歧公为倅,王荆公为属,皆在席。缺其一,莫有当之者。会报过客陈太博入门,亟召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后皆为宰相。”讲的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且簪了同样一朵富贵吉祥的花,故事的四位主人翁韩琦、王珪、王安石、陈升之在后来的三十年中竟先后都做了宋朝的宰相。这种因“学而优则仕”制造出来的神话,显然只是一笑谈。对此,沈从文先生是这么说的,“宰相传说当然不可信,戴花却是事实。”有趣的是,北宋沈括也将其载入了他的《梦溪笔谈·补笔谈》,乍一看,想不通如此唯心怎会被一个科学家收录,但顺其 “山间木荫,率意谈噱”的作著出发点去品味,倒也不失为反映“花瑞”思想的一个好故事


3、饮酒吟诗簪花

花酒(指花指酒)满筵有(指席上),酒满金杯花在手(指酒指花),头上戴花方饮酒(以花插头举杯饮),饮罢了(放下杯),高叉手(叉手),琵琶发尽相思调(作弹琵琶手势),更向当筵口舞袖(起身举两袖舞)。”(无名氏《调笑令》)从流传下来的酒令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程序中“插花”动作的存在。

自古,我国就有“饮酒簪花”的习俗,宋时之如前朝,有过之无不及。宋人吴淑的传奇小说《江淮异人录(上卷)·李梦符》里就描写了一位奇人,曰貌如璧人,出口成诗,好四时插花;枉有才气,死于“花酒”坛,了风流鬼。 “……梦符于狱中献诗十余首,其略曰:插花饮酒无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钟竟不之罪。……”可见此习俗极具普遍性。

所述宋词,亦比比皆是。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宋黄庭坚词《鹧鸪天·黄菊枝头生晓寒》)“藉草成眠,簪花倚醉,狂歌扶手。”(宋刘辰翁《水龙吟·征衫春雨纵横》)记年时、多少诗朋酒伴,逢花醉、簪花舞。”(宋陈著词《水龙吟·好花天也多悭》)

4、良辰佳节簪花。

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加官晋爵、婚喜寿诞,在传统中国是人生之大喜。“花”,增添喜气,民间礼服必不可少之标志,是为——“礼花”。


寿喜花。宋词关于民间做寿有诸多描写。“寿花戴了。山童问、华庚多少。”(宋孙惟信词《失调名·四十九岁自寿》)“笑钗符、恰正带宜男。还将寿花簪。”(宋邓剡词《八声甘州·寿胡存齐》)“华筵布巧。绿绕红□花枝闹。朵朵风流。好向尊前插满头。此花妖艳,愿得年年长相见。满劝金钟,祝寿如花岁岁红。”(宋王观词《减字木兰花》)无论做寿的、祝寿的,人人簪花,吉祥如意。宫廷做寿更有系统的“寿礼”,对“簪花”装束《宋史·礼制》卷九十九亦有明确记载,“导驾官自端诚殿簪花从驾至德寿宫上寿,饮福称贺,陈设仪注,并同上寿礼。”“礼毕,从驾官、应奉官、禁卫等并簪花从驾还内,文武百僚文德殿拜寿称贺。”卷一百三十载,“请庆寿行礼日,圣驾往还用乐及簪花。”

结婚簪花。我国自古讲究男子“先成家后立业”,尊儒家礼制新郎“冠冕而亲迎”必不可少。礼服随礼性,也就讲究已极。《梦粱录》卷二十载,“先三日,男家送催妆花髻、……,女家答以金银双胜御、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物。”婚礼中,“向者迎新郎礼,其婿服绿裳。花幞头,于中堂升一高坐,……”从记载中可见宋时新郎的装束是穿绿袍子、戴花帽子。对于“婿具公裳,花胜簇面,……”(《东京梦华录》卷五)风俗中的“侈靡相尚”,就连以有着“闻喜宴独不簪花”个性的司马光也不多说,虽不满唯曰:“……且随俗。戴花一两枝,胜一两枚可也。”(宋司马光《温公书仪》)尤见“簪花”及“簪花幞头”在婚庆礼仪中的位置。

节令簪花。节气,在古农业中国是被极其看重,宋代亦然, 男子所簪之花便随季节更迭而各异。“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著名的唐王维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家喻户晓, 即“借茱萸表思亲”。自晋始,我国就有重阳“月饮新酒,泛萸簪菊”(《武林旧事》卷第二)——“茱萸会”的风俗,宋时 “……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 (《梦粱录》卷五)如此, “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是一项以家族为单元的年度郊游活动,是为了“除恶气、御初寒、延年益寿”,给全家祈福。簪插茱萸、黄菊本人人有份,不曾想,至宋却是一个专属男子的“花花世界”,那些花枝招展,那些花团锦簇,那些 “……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南宋朱熹词《水调歌头·隐括杜牧之齐山诗》)的热闹景象,似乎全与女子无关,女子辟邪只能佩戴“茱萸囊”,并不能参与“簪花”。勿须多说这里面的“男尊女卑”思想,但从时尚史上看,恐怕也只有宋代男子主时尚能到如此境地。

5、特定角色簪花

探花簪花宝津南殿,宴坐近天颜,金杯酒,君王劝。头上宫花颤。”(陈济翁词《蓦山溪》)一个“颤”字传神,秒杀了及第新科进士头戴“御赐簪花”时的得意忘形。人们常以新科进士中的“探花”来形容“少年俊才”,却不知最初与登第名次并无关。明陶宗仪《说郛》引唐李淖《秦中岁时记》云: “进士‘杏园’初宴, 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它人先折花,二使皆被罚。”讲的是为迎新科状元,朝廷设宴,特选两名同榜美少遍采名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说的大概就是他们。关于新科进士在闻喜宴中“簪花”的记载,可见《宋史》卷一百十四·志第六十 七·礼十七等,“押宴官以下俱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次引押宴官以下并释褐贡士诣庭中望阙位立,谢花再拜, ……”服制被沿用下来,在明《徐显卿宦迹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科进士戴“簪花”垂带幞头的造型。“探花”作为“三鼎甲”第三名的代称,确立于北宋晚期。

优伶簪花。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展示了北宋汴京的繁荣景象。有人说,这是一个“藏富于民,以民为本”, 是“小市民的黄金时代”,以今之比,他们是真正的“娱乐至死”。超多的节庆狂欢活动极大地带动了民间娱乐文化的发展, 使散乐百戏迅速从神坛走了下来,活跃在瓦肆、勾栏、乐棚。空前盛况,叹为观止。山东温县西关三街砖雕、河南偃师酒流沟砖雕、山西稷山马村的宋金墓群砖雕以及河北宣化的辽张匡正墓壁画,一个个出土的人物、场景有如历史的定格,生动而热闹着。 乐工、歌舞、杂剧优伶,表情丰富,动态各异。透过他们,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演出都多戴“簪花幞头”,只是展脚的式样各不同,有直脚、交脚、曲脚、朝天脚、卷脚、牛耳等等,还有无脚的幞头。即便由女子扮演也不例外,南宋《歌乐图卷》中的小女童就是“直脚簪花幞头”造型的迷你版,女名伶“丁都赛”虽非官样幞头,也是男扮,戴的“簪花”帽子。关于百戏“簪花”的记载,《东京梦华录》卷之七:“驾登宝津楼,诸军百戏, ……有花装男子百余人,皆裹角子向后拳曲花袱头(幞头),半着红,半着青锦袄子,义襴束带,……”

罪囚、狱卒簪花。宋代皇帝好大赦天下,光是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就降赦百余次,每赦免犯人,则有杂剧、歌舞等表演;为宣示圣恩或天恩,“狱卒簪花跪伏门下,传旨释放。”(《梦粱录》卷五)很人仪式感。《东京梦华录》卷十亦载,“开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楼前,罪人皆绯缝黄布衫,狱吏皆簪花鲜洁,闻鼓声,疏枷放去,各山呼谢恩讫,……”赦,狱卒簪花;刑,罪囚簪花。宋制《宋史》卷六十五载,“时秦桧擅朝,喜饰太平,郡国多上草木之妖以为瑞。”于是,“绍兴间,汉阳军有插榴枝于石罅,秀茂成阴,岁有花实者。初,郡狱有诬服孝妇杀姑,妇不能自明,属行刑者插髻上华于石隙,曰:‘生则可以验吾冤。’行刑者如其言,后果生。”此故事之“插花即活”与“六月飞雪”属同工异曲,其中“插髻上华”即为罪囚之临终妆束。将鲜花与血腥同入画面,难怪有人称之为宋人的“暴力美学”。

6、三教九流簪花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宫廷簪花”之盛景造就了宋代特殊的官方文化,直接影响了社会习俗的潮流。流传到民间,所簪之“生花”当然就不一定是名贵花种了。与上层社会“簪花”不同的是,平头百姓“簪花”无关政治,无关功利,纯属好玩,他们纯朴而简单,信手可拈的山花野花也许就是最爱。及时行乐、寄托福愿应当是对“簪花”的最好解释。《武林旧事》卷第三载,“淳熙间,……龙舟十余,綵旗叠鼓,交午曼衍,粲如织锦。内有曾经宣唤者,则锦衣花帽,以自别于众。……”移植过来,其实差不多,今天的人看世界杯在脸上画国旗条,宋代的人看龙舟赛戴“簪花”帽子,一样一样,都是为了表达狂欢。宋苏汉臣、夏景画的许多《货郎图》里都有戴插花帽子、颇具喜感的挑担小商。欧阳修《牡丹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初,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此俗在北宋司马光的《效赵学士体成口号献开府太师》之四中亦有记载。所谓凡夫俗子,三教九流。话说“簪花”的浪漫似乎是年轻人的事情,而宋时老人戴花的还真不少。宋李唐《春社醉归图》里牛背上驮的“醉花公公”,刘松年《香山九老图》里作欢欣扭跑状的“俏花公公”……文武双全的辛弃疾,“白头陪奉少年场。一枝簪不住,推道帽檐长。”(宋辛弃疾词《临江仙·簪花屡堕戏作》)潇洒绝笔的黄庭坚,“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宋黄庭坚词《南乡子·诸将说封侯》),任凭他人痴笑,我自陶醉在我的少年情怀,这大概是走过一生沧海的彻悟达观。

可见,作为一种普遍的民俗,宋代对“簪花”的特殊感情真是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除了国难、忌辰,没有什么能阻拦他们“簪花”的。

宋代“男子簪花”蔚然成风,是历史长河中别有韵味的一个造型亮点。我承担人物造型设计的巴陵戏《远在江湖》的主体人物群,恰恰来自于这个全盛的男性“花”期。当我发现它的这一特点时,兴奋不已。以符号化的、集体性的时代“民俗”进行综合渲染,着力烘托主体人物的思想性,深入刻画其与生俱来的叛逆,应当说,是潜入人物内心、接近他们灵魂的另一蹊径。

如此,宋代男性造型的重要特征就集中到了——“簪花”。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

这是一个以生角为主打的戏曲历史剧。以修复名楼——岳阳楼为历史背景,推出名篇——《岳阳楼记》的诞生,刻画了师生之间的心灵博弈,讲述了滕子京的执政为民,克己奉公。

戏剧的人物造型依演出样式自然分出了两大块,一块实的人物,一块虚的歌者,“虚”、“实”的区别只在服饰色彩的写实与写意,主体廓形都统一在“以宋史为本”里。“虚”者自虚,“实”者必实。人物中,王钧第,得志,正当年,典型的宋代高官,具备一切官宦的造型条件;滕子京,性情淡泊,不愿随波逐流,虽“处江湖之远”仍“忧其君”,司马光式的高洁人物。官员,投其所好。商人,张扬俗气。庶民,从民间风俗。

谁“簪花”?谁不“簪花”?什么时候“簪花”?什么时候不“簪花”? 如何将案头研习中得到的宋代民俗恰如其分地用进去?如何借一枝“簪花”反映这个特殊时代的普世观? ……越往深处走,我越明白需要放弃的东西。王钧第,尽可以用加法造型法,金银重绣,珠光绸缎,为他的高调富贵、华丽风流做深加工, 并侍机“簪戴”,彻底包装;而滕子京,却不可造次,在他的造型上应去繁就简,用减法造型法,低调处理,色彩从灰, 绣轻淡入,顺应他的为人耿直、两袖清风不到特别的时候不给他“簪花”……王钧第“簪花”凸现滕子京的“不识时务”,刚烈个性;两条人物线形成横向对比,通过人物生活状态的差异,精神境界的不同,拉开距离。以节庆“繁花”营造“喜洋洋”欢欣鼓舞的氛围,一扫初来时的“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体现滕子京到任后雷霆手段”成绩菲然;让前后形成场景氛围的视像对比。……剧中人的性格及其所处的时间、地点、事件,成为设计“簪花”需要确定的“重中之重”。

设计的“点睛之笔”放在了这样一些点上:

第一场,四官员前往拜寿——“寿簪花”——应俗之“贺寿簪花”;第二场,王钧第寿诞刚过——“寿簪花”——应俗之“寿星簪花”;第三场,滕子京酒醉回家——“醉簪花”——应俗之“饮酒簪花”,商人初次拜会——“拜簪花”——应俗之“雅集簪花”;第四场,滕子京率众赏月,全民中秋——“节簪花”——应俗之“节庆簪花”;第六场,钦差宣旨嘉奖——“御簪花”——应俗之“宫廷簪花”

人物造型的时代感,从打着烙印的圆领袍子、襕衫、襦裙、褙子等服饰转向对首服的特别关注,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不同时节出现的各式“簪花”幞头帽子为“宋”——这个朝代充当了“代言”。人物个性在“簪花”与 “不簪花”之间悄然立起。

“历史事实早已证明:真正永恒的崇高,却属于那个文学王朝。”在《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的宋代部份,余秋雨先生曾这样评价,“……唐代文化像一道壮丽的瀑布,而宋代文化则是承接这个瀑布的深潭。”他提出“扩大整体文明思维”,应该说对我们冷静地思考、权衡有着极重要的启迪作用。翘首回望,宋代值得我们去圈红点赞的,去深深一拜的,实在是太多太多。光是宋太祖在太庙留下的那道遗训就早给两宋做好了整体定位,它不仅总在生死关头保住了直谏文官的性命,还开启了文化的新时代,拯救了文人,放飞了“风雅”,铁券曰:“不得以言论之故,处死士大夫。”而滕子京所处的仁宗时期就是宋朝的全盛时期,尤其值得浓墨重彩地提起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出现了范仲淹、司马光、包拯、韩琦、柳永、晏殊、黄庭坚、蔡襄、程颐、程颢、米芾、沈括……”等众多名垂青史的重磅级人物,若非太祖开宗明义,若非仁宗“恭俭仁恕”,怎么会有文人思想的一切一切?!如此也就明朗了。政治给了人文环境足够的生存空间,“错不至死”从某一角度来说促使了社会走向“文艺化”;而站在这个舞台中心的激情文人,别说是一朵小小的“簪花”,但凡没了约束,任何事情被他们发挥到极致,那都是“见怪不怪”的。社会的主流决定了全民的审美归宿与精神认同,“男子簪花”从皇庭走向民间,并广为流传、成为时尚,就不难理解了。应该说,每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都有它的历史审美,它的兴起,它的存在,它的消亡,都必有它的历史原因,有它自己的道理。

一个历史剧要体现“这一个”时代的特质,用某一个人物来点化是一种方法,用一个群体来面化也是一种方法。我在这个戏的设计中,希望通过对“男子簪花”的发掘、放大,更好地托起人物,强化时代气质。

当红微信公众订阅号《罗辑思维》罗胖在某一期60"语音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生物进化上,人类靠的是自然选择。而文化进化上,推动人类的就是‘解释’和‘意义’。”以独特的造型语汇作为设计的突破口,以明确的主观态度引起人们对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及其文化的思考,这就是我对于“这一个”戏的设计的“解释”和做设计的“意义”。

在做历史剧设计时,我想,我们需要的是一股子钻劲,要善于捕捉最典型的时代图象;同时,也要有勇气,敢于为观众推开另一扇窗子,推出一个或许有些陌生却曾经“就在那里”的世界;把心俯贴在地面,倾听戏剧的声音、观众的声音、历史的声音,在戏曲服饰元素的传统美、现代视觉的时尚美与历史的时代美之间,寻找一个三位一体,架起一座桥梁。

我正是以“男子簪花”这个点为视角去铺陈设计,开掘戏曲历史剧造型——《远在江湖》的新亮点。




注释:

[1]辛国瑞《古代男子簪花文化考述》,http://www.docin.com/p-806805901666.html

[2]杨倩丽《御宴簪花:宋代宫廷宴会的独特礼仪》《光明日报》,2015

[3]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

[4]刘传录.《水浒中如何狂欢元宵节放假 戴花 约会》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8062ba10102e0zq.html

[5]佚名.《宋朝的美好时代》,http://ru.qq.com/a/20150602/023908070.htm 2015.

[6]华梅.《中国服装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09090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

[2]马大勇.《云鬓凤钗》齐鲁书社出版,2009

[3]李芽.《中国历代妆饰》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2004

[4]余秋雨.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岳麓书社出版,2011

[5](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

[6](宋)孟元老等.《东都梦华录》、《 梦梁录》、《武林旧事》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1908



文/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 谢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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