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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重量 戏曲的分量——兼谈《寸土不让》的艺术特点

发布时间:2018-10-8 来源:湖南省艺术研究院 阅读:


      “土能生百福,地可纳千祥。”土地,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一切生产和经营活动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注定了中华民族对土地有着深入骨髓的眷恋与依赖,注定了土地有着无法超越的重量。

      戏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瑰宝,承载了华夏民众的情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味。千百年来,一直发挥着高台教化的功能,引领民众、引导风尚;戏曲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成者,体现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其美学价值、其外化功能分量厚实。

      用戏曲的形式反映土地这一题材,观众是乐于接受的。因为这二者都已溶入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但要将这一厚重题材表现得生动、谐趣,却又是非常难为的。幸好《寸土不让》的编创者们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一、情节的选择上既着眼社会意义又充分尊重了观众的欣赏习惯。

      成功的剧目“不但要有社会意义,更要把这种社会意义表现得深入浅出,寓教于乐,要使剧目具有群众性和娱乐性。”《寸土不让》无疑实现了这一点。

      现代花鼓小戏《寸土不让》中的占地与护地,是农村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是群众普遍关心的话题,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也为戏曲带来了冲突的矛盾律。冲突是戏曲艺术引人入胜的基础,这一矛盾的对立,为戏曲的娱乐性注入了活力,为舞台表演提供了着力点。同时,作品继承了“以歌舞演故事”的传统演戏曲表现形式,发挥了戏曲艺术程式性、虚拟性的表现方法,戏曲特点鲜明。

      二、情节的展现与人物的个性交织紧密。

      戏曲剧本通过情节(事件)来写人,通过情节的铺陈转换来表现人物,同时,剧中人的性格又要使情节的演绎具有合理性,使情节具有丰富性。才能被观众可接受。《寸土不让》将二者交织得丝丝入扣。该剧选取了农村生活中一个极为平常的事件——建厕所。根据这一情节,作者设置了三个人物,一个是调皮机变侵占国有土地在自家屋后修建厕所的“青毛”;一个是憨厚耿直试图不准其建的退休国土资源保护志愿者“洪爹”;一个是“青毛”的母亲正与“洪爹”相恋的善良大义的“兰婶”。将这三个人物纠葛到一起,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如此三个关系复杂、性格各异的人物搅成一团,本身就具备了浓郁的戏剧韵味,为情节的起承转合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为人物的情感变化提供了合理的支撑,使得这出戏起伏不断、波澜迭生。如“青毛”对“洪爹”的态度,一开始是畏畏缩缩、作揖求饶,一旦发现他与其母正在恋爱,陡然态度大变为趾高气昂、大声呵斥,这种态度的转变纯粹是人物的性格使然,人物的个性使得剧情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戏曲讲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作者正是通过人物的个性展现情节,把戏一步步推向了高潮。

      三、语言的准确运用化使舞台表演生趣盎然。

      戏曲语言在艺术上不但要有文学性,而且要有舞台性。《寸土不让》的语言是性格化的语言。且看“青毛”的一段唱词:“你胆大包天脸皮厚,敢到我家来泡妞。修建厕所定我侵占国土罪,你侵占良家妇女还挺胸收腹雄赳赳。贼喊捉贼出尽风头又作秀,作风问题你侵犯人权加下流。到底是猫怕老鼠还是鼠怕猫,我要你翻了锅灶泼了油。”一个绊筋泼皮的形象跃然纸上。中国戏曲有说唱艺术的痕迹,人物语言有叙述的成分,但这并不妨碍人物语言的性格化,戏曲艺术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人物的性格非常鲜明,闻其声听其言即可感知其人,或如见其人。

      《寸土不让》的语言是富于动作性的语言。戏曲艺术的特点是连说带唱、载歌载舞。要让演员能够在舞台上动起来,必须把语言动作联系起来,使演员在说唱的时候有动作可做。看看下面的一段对话:“(兰婶)洪老倌……(洪爹)到。(兰婶)你打算怎么处理啊?(青毛)他说要推平厕所,罚款检查,还说要抓我做典型……(兰婶)洪老倌(洪爹)到。(兰婶)你真说了要推平厕所!(洪爹)(小声)说了。(兰婶)还说要他写检查当典型?(洪爹)(更小声)也说了。(兰婶):大声点。(洪爹)也说了!(兰婶)你喊魂啦!咯大的声音。(洪爹)嘿……”这是其中一段三人对话环环相扣,既有生活性,又有跳跃性。此种例子处处可见,好的戏曲语言,不仅是人物说的话,而且还画出了一个人物在连续不断动作着的活的场面。

      《寸土不让》的语言是通俗化的语言。情景交融、雅俗共赏的语言是历来戏曲艺术家的追求。明代王骥德在《曲律》中说:“须奏之场上,不论士人闺妇,以及村童野老,无不通晓,始称通方。”“作剧戏,亦须令老妪解得,方入众耳,此即本色之说也。”“通方”“本色”是衡量戏曲语言优劣的一项公认的标准。《寸土不让》一剧中的语言是作者精心提炼了的明白易懂的大众化语言。其中“涛声依旧龙船调,早晨见了约黄昏。五十多岁谈恋爱,像雾像雨又像风”;“观念要跟着形势变,前后无路向两边跑,聪明人做事最灵泛,捉得老鼠是成功的猫。”;“洪爹情窦初萌才开张,妈妈梅秀二度春又来,本村精品转内销,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此类既寓于诗意又质朴晓畅的语言俯拾皆是。通俗化的语言往往是来自对人物和事件采取了通俗化的解释,往往是观众所能设想的语言。只有这种语言才能引起观众的“移情和共鸣”,才能取得应有的舞台效果。

      《寸土不让》的故事,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迹,剧中人的思想情感、道德准则,是完全有当下现实农村生活依据的,占地与护地这一矛盾对立曾经存在,将来依然存在,这必将是一个有历史价值的事件。《寸土不让》的编创者以文艺家的良知反映这一社会现实,表达对这一事件的深刻关切,其高瞻远瞩的目光、其襟怀天下的担当、其心忧百代的责任令人生敬。《寸土不让》一剧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与剧目本身所带来的艺术愉悦必定会永久流芳。


文/喻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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