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肆虐，全球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大经济体，不仅取得了抗疫工作的阶段性胜利，还实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按照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1978年末我国综合贫困发生率约97.5%，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人，而到了2019年末，我国综合贫困发生率为0.6%，贫困人口规模为551万。从97.5%到0.6%，从7.7亿到551万，这巨大的数字变化，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背后透露出中国政府在“扶贫之路”上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也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革命事业的成果之一，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从1921年起，中国共产党便立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庄重誓言。建党百年之际，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重大主题，创作出花鼓戏《山灯》，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展现了时代风貌。

一、直接描写与间接刻画：黄诗燕的形象塑造

消除贫困是全球面临的共同任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引领下，中国人民在扶贫路上坚持不懈地探索与努力，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在这一年，我党兑现了“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庄严承诺。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作为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湖南省开启了三湘大地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通过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科技扶贫等一系列手段，实现了从“输血式”减贫到“造血式”扶贫的转型，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最终胜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为脱贫攻坚战而奋斗的共产党员，他们兢兢业业，帮助村民脱贫，备受百姓爱戴。

黄诗燕随身携带一张小板凳，被小刘指出“大书记”坐“小板凳”有损形象时，黄书记的回答引出他的工作理念：“我们和老百姓打交道，就是要平起平坐，这样才能和他们交朋友，和他们以心换心。”黄书记的话突出了他与百姓平起平坐，以心换心的工作理念。

该剧通过不同角色对黄诗燕的侧面描述，描绘了黄诗燕一心为公的形象。例如，小刘说：“黄书记，你到炎陵九年，我跟了你九年，你真的是为扶贫而来，为扶贫而去了呀！”展现出黄诗燕九年之中全身心投入到脱贫攻坚事业的事迹。而众人的歌唱：“你翻过炎陵每一道山岭，你抚慰了多少家庭多少人心。”则展现出黄诗燕在脱贫攻坚战中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以及关心群众疾苦的行为。雷玉兰的唱词刻画出黄诗燕人品：“你品行高洁如清风过境，你为人低调似春水无痕。”展现出黄诗燕低调而高洁的作风。该剧通过黄诗燕拜访老革命老红军张老，刻画了黄诗燕谦逊的态度：“我叫黄诗燕，请张老多多指点、教导啊。” 在全剧的最后一幕《山魂》中，通过黄诗燕妻子彭建兰的唱词描摹了黄诗燕“舍小家，为大家”，为扶贫事业牺牲自我的共产党人意识：“这些年你来炎陵当书记。山水隔来回一趟五百里，夫妻难得见一面，你我相约每天傍晚开手机呀开手机。”

该剧通过特困户朱文章对黄诗燕的称呼展现出官民一家亲。朱文章亲切地称呼黄诗燕为“好兄长”：“黄书记——我的好兄长啊！你让我住上了新房，你还没来得及看一眼，我还为你酿了一坛新酒等你来开封啊！”与此同时，黄诗燕也称朱文章为“文章兄弟”。剧中通过朱文章与黄诗燕的对话，展现出特困户生活水平的变化。而通过小杜鹃的话，展现出她脱离了留守儿童的身份：“书记伯伯，我是小杜鹃呐！我现在可好了，爸爸妈妈都回家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上班，我们一家人天天都在一起。”盘花花的话则展现出因为乡村振兴，她不再“想走”，而是“愿留”的心态：“黄书记——我是盘花花，你还记得吗？原来我穷怕了，想嫁到山外去，现在我把人家娶进山里来了，还有了两个小宝宝，都会喊黄爷爷了。”

半条被子是红军与群众同盖一床行军被，黄诗燕则是与困难群众“同睡一张床”，只为和平民百姓谈心，展现了共产党干部对人民的重视和关心。2020年作为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按照省文联的工作要求，号召戏剧工作者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从实践中获得创作灵感和艺术素材，用戏剧的形式讲好精准扶贫的中国故事之湖南篇章。作品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娱生活，而且将这一时代历史事件以戏剧形式精彩地呈现出来，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越性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二、真实故事与艺术创作：《山灯》现实主义与诗意结合的创作手法

《山灯》是根据扶贫干部黄诗燕的真实故事改编，该剧从当代现实中寻找典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艺术创作，从而很好地实现了艺术的思想性和思想的艺术性的和谐统一。为了在现实环境中，寻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故事，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深入湖湘大地的现实生活，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方言俚语和湖湘精神，寻找创作的源头活水。习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方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文艺工作者应该担当起时代赋予的文艺使命，使自己的创作与时代共鸣共振，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不断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秀作品。戏剧能够直接展现一个时代的风貌，彰显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创作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在艺术表现方面，现实主义戏剧以客观真实地再现生活为基本准则。他们主张在舞台上严格地按生活的逻辑组织冲突和场面，无论人物的心理刻画，还是动作细节的描绘都应尽可能做到逼真和准确。为使舞台形象真实可信，现实主义戏剧的结构通常具有时间、地点和事件比较集中紧凑的特点。台词采用生活化的语言，一般不用韵文。与此同时，现实主义戏剧又强调艺术的典型化原则，反对把生活现象不加选择地搬上舞台的自然主义倾向。他们要求戏剧通过典型的环境、事件（情节）和冲突，来烘托、突出典型人物，从而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

除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该剧还结合了诗意的创作方式。《山灯》在创作时，紧扣黄诗燕名字中“诗”和“燕”两个意象。用黄诗燕吟诗的情节，如：“云涛万象，落日熔金。罗霄山脉，晚霞如旗醉天公，听林间鹤鸣溪唱，似把红色故事来传颂。一声声抑扬顿挫，一句句回肠荡气中。”衬托出黄诗燕曾任市报社社长、总编职位的成长背景。在回忆黄诗燕与妻子的爱情故事时，该剧也用了《爱情故事》这首诗作为唱词：“年轻的白杨，绿色的长椅，湖畔上坐着我和你。我们的双脚没进青草里，我们的歌声飘进春风里。”《爱情故事》这首诗作为黄诗燕与妻子的珍贵回忆，是全剧最为温情和诗意的体现。“燕归来”则是将百姓对黄诗燕的思念诗化的表现，这种表现手法与苏联电影《燕归来》如出一辙，电影《燕归来》片尾用一归来的大雁代表对逝去亲人的思念。

黄诗燕的故事是该剧的主线剧情，而通过黄诗燕与张老的对答则回顾了红军的故事：“那时候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绝不是一句空话！青竹扁担五尺长，蓼叶斗笠篾箩筐。朱德带头挑军粮，磨破草鞋一双双。扁担闪闪吱吱响，脚步蹬蹬热汗淌。风里来呀雨里走，挑了月亮挑太阳。最难忘的事是在1929年，那时我还小，个子没枪高。站岗放哨轮不到我，炊事班里把火烧。”张老的叙述带出来红军长征时期的艰苦以及官民一致，同甘共苦的决心。张老继而讲述了，那年五月份，彭德怀带领的红军来到十都镇。他们在晓东村曹宅高高的屋墙上，用染布坊的染料水写下了一条大标语：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的党。这实际上也与脱贫攻坚事业相呼应，也可以说是为脱贫攻坚事业追根溯源，脱贫攻坚战便是当今共产党遵从“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的党”这一理念而实行的具体措施。这也激励着黄诗燕为脱贫攻坚事业而奋斗的决心，如他所说：“百年前的标语像重锤敲打在我胸膛……湘赣边界，红色老区。一天不摘贫困帽，我就一天对不起二十万父老乡亲，更对不起长眠于此的三万烈士。”该剧通过现实故事带出历史故事，与此同时，历史故事又激励着现实中的人物砥砺前行。黄诗燕向张老许下承诺：“请相信我，就是再苦再难，我一定要让这里通上电，连上网！让乡亲们看上电视，用上手机，告别油灯，迎来光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现实主义最基本的含义是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再现生活。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将现实主义概括为一个经典的公式：“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是一个民族的思想挣扎，是思想与现实的肉搏，凝结了民族的绝望与希望，是中国现代性的一种凝聚和集中表达”。艺术作品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现实主义戏剧作品强调在舞台上客观地、精细地再现生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表现群众生活。

三、“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山灯》中的景与情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山灯》描绘了湘赣边界炎陵县的独特风景，运用富有地域特色的歌谣来营造气氛、 彰显人物性格、深化主题，传达了脱贫致富的艰辛不易以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决心，追求幸福生活的坚定信念和勇气。

全剧六幕通过“山”串联起来，即《山灯》《山花》《山歌》《山雨》《山果》《山魂》。“山”不仅是湘赣边界炎陵县的地形风貌，也是这里长期贫困的原因。由“山”串联起的一个个故事，讲述了炎陵县由贫困到脱贫的重要事件。

《山灯》讲述了在罗霄山脉中湖南第一高峰酃峰山顶黄诗燕与老革命老红军张老的一次会面，山灯照亮行人，烟云缭绕，苍松翠柏，竹海涌涛，宛如仙境，但却只能用一盏三角灯照亮路人，说明了炎陵县的落后。而就是“让这里通上电，连上网！让乡亲们看上电视，用上手机，告别油灯，迎来光明”则是黄诗燕的目标和心愿。

《山花》不仅指黄桃树开花结果，使炎陵县脱贫致富，也指女青年盘花花在黄诗燕的帮助下，由一位连嫁妆都凑不齐的女性，转变为果留香果品公司的经理，并招了上门女婿，做她的二把手、副经理，并生育了两个孩子。黄桃开花结果是村里脱贫致富的途径，而盘花花的生活改变则是扶贫政策实施的结果。

《山歌》是“一座落在半山腰的畲乡小学”传来的歌声，但在这歌声里却存在着炎陵县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即留守儿童的问题。黄诗燕通过“请了好几家广州的公司老板”到炎陵县，要在炎陵县“办企业，建大工厂”，让孩子们的父母可以在家乡就业，从而解决了留守儿童与父母“相见时难别亦难”的问题，让父母可以留在孩子们的身边陪伴孩子们成长。

《山雨》则讲述了黄诗燕如何帮助特困户朱文章脱贫的故事，“雨”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漏雨的屋子是朱家贫困的表现；二是“春风化雨”之意，黄诗燕用“春风化雨”的方式，帮助朱文章脱贫。黄诗燕依次做了以下脱贫举措：第一件是让朱文章父母收拾一下东西搬到敬老院，一边养老一边治病”；第二件是免费让朱文章的女儿去县中医院培训班学习针灸、推拿、按摩，学成后回乡敬老院当陪护医生；第三件是去江西把朱文章老婆接回来，让朱文章好好照顾她，陪她看病、吃药，让他有心灵慰藉；第四件是安排朱文章两个弟弟的工作，一个安排到残障人福利工厂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另一个安排是直接带聋哑弟弟种黄桃，养鸡，养鸭，养鹅。

《山果》一方面指黄桃结果，让炎陵县百姓脱贫致富，另一方面也是指扶贫政策的幸福成果。炎陵县通过脱贫攻坚战，摆脱了贫困，让百姓过上了美满富足的生活，如唱词中所言：“炎陵黄桃，桃醉天下。炎陵黄桃，甜透心扉。这只桃让我们敲开致富的门楣，这只桃让我们摘了贫困的头盔。让我们用桃花酿酒，让我们把丹青染醉。用红色土地天赐的风水，绘一幅江山多娇罗霄山脉美。”

《山魂》则指代黄诗燕“战死”在脱贫攻坚战场上，他的魂魄与罗霄山融合在一起，这也隐喻黄诗燕虽然已经逝去，但他将和炎陵县百姓一起见证社会主义的美满生活。

该剧以艺术的视角解读精准扶贫，传达了“脱贫攻坚”不应止于物质扶贫，更应该注重引导人们摆脱贫困的精神觉醒。“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脱贫”既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要举措，还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无论是纪念新中国革命先烈为崇高的民族气节勇于战斗、勇于献身的精神，还是展现当下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斗追求幸福生活的努力，这些作品既是对新中国70年来历史和现实的真实记录，也是对动荡年代及和平年代无名和有名英雄的礼赞，更是中国人民始终如一保卫和建设美好家园坚定信念的传承。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在这里他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脱贫攻坚战”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重要举措，使中国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是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在“脱贫攻坚战”这一伟大的战役中，涌现了大批不怕牺牲，敢于担当的脱贫英雄及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关注“脱贫攻坚”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事件，并以此为契机创作了高水平的戏剧作品《山灯》，通过文艺创作的方式展示本省的“脱贫攻坚”工作。

文/李婕

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