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剧《千里寻党》是我继祁剧《火种》、花鼓戏《浏阳李白》后的第三个红色题材戏曲作品。红色题材在我现有作品中占很高比重，并不是我偏好红色题材；经历了几次红色题材的创作，反而更清醒地认识到红色题材创作的难度，但青年剧作家没有挑肥拣瘦的资本。七十多年来，好写的红色题材前人多已写成了经典之作，七十多年来还没人碰过的那些题材，多是些难啃的骨头。湘剧《千里寻党》这个题材亦然。换个角度看，把前人写过的重写出新意，把前人啃不了的啃下来，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一、没有不能写的题材，只有不能写的作者

常有人掰着手指给我数，哪些写出传世作品的名家从不写红色题材，对数出的结果我都认同，但同时我也能数出写出传世作品的名家在乐此不彼地涉足红色题材。红色题材是现当的生活，与戏曲擅长表现的农耕时代生活存在一定错位，红色题材作品整体类似的主题多多少少会剧作家的独思，等等，红色题材先天的这些劣势，作为创作者我当然清楚，但在写出够分量的作品之前，挑选题材的主动权不在我。

我接受湘剧《千里寻党》创作任务前，因为已写过两个红色题材，想换换方向，而把目光投向曾有意移植祁剧《火种》而结识的一个京剧大院团，但花费大量精力挑选出既对应院方资源又符合自身诉求的题材时，院方已另有立项，只能作罢。此时，第七届湖南艺术节临近，我手上只有浏阳市花鼓戏剧团的《浏阳李白》，项目主体隶属长沙市，长沙市院团多，该剧能否顺利参加艺术节，我心里没底。因此，当接到涟源市湘剧传承保护中心的邀请，有多一份机会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其实，早在发出邀请的半年前，涟源市湘剧传承保护中心曾就这个题材好不好做咨询过我，我的答复是：这是一个典型的公路题材，公路题材成功的电影很多，但成功的公路题材新编戏曲还没见到。接受任务前，我已知晓难度；接受任务后，才知道真正的难点不是事先的判断，而是李聚奎千里寻党只身一人，在不同的地点与不同的人发生交集，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之一并贯穿，甚至剧中点出李聚奎身份都需要智慧。

明知困难重重而接受任务，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病急乱投医。前人早就讲过，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创作者只要舍得花工夫，就一定能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没有成功的公路题材新编戏曲，草鞋没样，可以边打边像。没有其他贯穿人物，可以在不违背史实的基础上合理虚构，甚至，去审视设置贯穿人物的必要性。有对自身职业的敬畏，既有剧目能否参加艺术节又不甚明朗，我想很多同行会和我一样，愿意去挑战这重重困难。

更为关键的是，此前与涟源市湘剧传承保护中心有过成功合作，双方有了解与信任，能形成合力。他们在前期工作中舍得投入，剧本每出来一稿，就及时广泛征求意见，甚至邀请北上广地区的专家看完剧本反馈书面意见，剧本讨论会更是开过多次。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意见，他们没有强加编剧接受，基于李聚奎千里乞讨寻党事件的戏剧创作上是自由的，外界的意见仅供编剧参考。这是戏剧创作本应遵循的艺术规律，但在现行的戏剧创作中又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我说这些不在为自己涉足红色题材戏曲创作辩解，红色题材与戏曲擅长表现的农耕时代生活存在一定错位，这是客观存在的，我无力辩解。有朝一日邀约不断，写不过来时，我也会专挑省力的、更适合戏曲艺术表现的题材。但当下，作为青年剧作家，我还偷不得这个懒。尽管红色题材难写，但还不是不可写。天下就没有不能写的题材，只有不能写的作者。剧作家保持对职业应有的敬畏，舍得花工夫去尝试，红色题材与其他题材一样，也是能写出好戏的。

二、主题不是事件本身，需要提炼

湘剧《千里寻党》演绎的是，红军西路军兵败后，李聚奎孤身一人、历时近两个月，千里乞讨寻找部队、寻找党组织的传奇经历。千里寻党，精神是伟大的，但这只是事件，不能作为主题。如果将之作为主题去创作，必然会落入敷演故事的泥沼。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主题，不是泛指的所谓作品主要内容，而是创作者对这一事件独立思考后所作的独特表达。亦即借李聚奎千里寻党之酒，浇的是什么块垒。

当然，主题是不便言说的。甚至出于这样或那样的考虑，创作者还会有意深藏主题，譬如自朦胧诗发轫的多义性主题。但是，主题又是明确的存在，要传达给观众你不是在简单敷演历史事件，而是有所思、有所想的。很多作品，素材比戏好看，比戏感人，就是在这方面疏忽了；很多作品，原原本本复述素材，用表演形式图解素材，作者把自己丢失了，更是这方面的疏忽。

明知主题重要，但在湘剧《千里寻党》的创作中，我也一度忽视主题的提炼问题。李聚奎千里寻党这个素材，于戏曲创作而言极为特殊，千里寻党路上，李聚奎在不同的地点与不同的人物之间发生交集，都是散碎的、缺乏关联的素材，因此，如何将之编成一出完整的戏，成了我首要解决的难题。李聚奎将军的回忆录中，没有提供可以直接应用的具有戏剧性的事件，情节的选取需要从不同地点的不同事件中去嫁接，更多的是基于规定情境的合理想象，才能推演出连贯的、具有推动性的千里寻党故事脉络，即前一场推着下一场走。千里寻党，不同于某某人物二三事类的作品，沙叶新先生的冰糖葫芦式结构在此没法套用，这是基于事件的作品，所有情节的设置都得紧密围绕李聚奎千里乞讨寻找党组织这一事件。因此，在解决好这一问题前，我无暇顾及主题提炼。

话又说回来，主题虽然重要，但不提炼主题也是可行的。以剧情内容做主题的作品比比皆是，尤其是红色题材戏剧作品，创作者往往不愿做新的解读，舍生取义类的英雄事迹本身就很感人，做解读容易弄巧成拙，违背项目主体的意旨。何况，关于“主题”一词的解释中，也有“泛指主要内容”一说。

人都有惰性，何况还有要将散碎的缺乏戏剧性的事件连缀完整剧情这个拦路虎在前，我自然也想省事。促使我在《千里寻党》创作中去提炼主题的，恰恰是创作的不得法，几稿写下来都不尽人意，甚至各方反馈意见都提到——李聚奎一路上碰到的全是好人，那他这千里寻党除了路途远，就其他没有困难，千里寻党值得讴歌的世俗意义必然大打折扣。但是，李聚奎一路上碰到的全是好人不是我杜撰，而是忠于李聚奎的回忆录。如果仅仅是避免别人的质疑，我也可以杜撰出几个坏人来，李聚奎再与之斗智斗勇，终获胜利，但这违背了史实。于是，我不得不去思索，李聚奎为什么这样走运，一路上老是碰到好人出手相帮。

陈毅元帅的感叹：“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以及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就这样不自觉地在耳畔回响。于是，就有了李聚奎的“我一路闯来一路想，天底下百姓最善良”，也有了近乎誓言的“百姓拥护共产党，共产党要为百姓作主张”。当然，如我前文所讲，主题是不便言说的，作品的主题更不惟话剧《从湘江到遵义》尾声中直接发“天问”一种，创作者基于这样或那样的考虑，还会有意深藏主题，观众也可基于自身的学识做更多解读，或不同的解读。

但是，自这一番思索而起，湘剧《千里寻党》这个戏有了主题，也就入法了，散碎的缺乏戏剧性的事件也有了线来连缀。“李聚奎一路上碰到的全是好人”的质疑，自然也消散了。

三、世俗地看待英雄，不是消解崇高

我不是“积极要求上进”的人，坦承自己世俗，世俗的人难免有世俗的想法，也摆脱不了会以世俗的眼光看待事物。表面看来，这与红色题材戏曲创作是格格不入的，但在我看来，却是再好不过的无缝对接，不论红色题材戏曲作品还是非红色题材戏曲作品，她首先都得是戏曲作品，戏曲作品都是世俗的，都是要面对普通观众的，远离了世俗、高高在上的作品，需要观众仰着脑袋看，时间久了难免会脖子疼。我进行红色题材戏曲作品创作时，用的是我那尚未脱离世俗的眼光看待英雄，设身处地来想英雄之所想。创作湘剧《千里寻党》时亦然。

世俗的人对事物的认识都是朴素的，无法上升到理想、信念等等高层面，即便度君子或英雄之腹，也无非是设身处地去想君子或英雄此时此景的心境与随之做出的举措。于是，在《千里寻党》中就有了李聚奎收集的残部与之就去向问题发生分歧，有战士提出与其往东寻找大部队既有追兵又有阻截，胜算不高，不如往南走、往家乡走。我设置这一波折，绝不是因为写李聚奎的戏而有意矮化战士来突显李聚奎的高尚，战士与李聚奎一样，都是党的追随者，在当年乃至在当今都是进步者。如此设置，是想人天然的求生欲，想人本能的利害判断，战士提出的往南走，是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本能选择。

李聚奎的出面劝解，也是世俗的，“李聚奎我本是挑煤汉/才学浅大道理不会谈/闹革命只为了一家老小吃饱饭/少受冷眼当作人相看/我想大家差不远/无非是求个保暖和平安/睁开眼睛来挑选/只有共产党与我们心相连/心相连，再离散/吃饱穿暖不知要等到何年”。面对的这些不同意见的战士，都是为吃饱穿暖而起来闹革命的人，吃饱穿暖是他们苦苦求索，拿命相拼的心头之痛，但凡还有一丝希望，谁都不愿意半途而废。“莫畏难，莫怕险/就当是长征路再走一番/万事都要往前看/找到部队寻到党才有新天”。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好比是一丈都过来了，往东寻党可以看作是一寸的距离。于是，自然出现“灯草一拨满堂亮/消了顾虑，融了冰霜”。

这番劝解，凭我这种世俗人的立场，写不出大道理，也喊不出口号，如此写了，好像也并没有损害到李聚奎的高度。我常想，英雄也是人，李聚奎“为了一家老小吃饱饭/少受冷眼当作人相看”而起来闹革命，这种朴素的认识并没有什么不妥，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未必都“专门利人，毫不利己”。即便李聚奎因读过三两年私塾，有更高层面的认识，但他面对的是普通战士，观众当他是在有意放低身价来看待也可以。

世俗观念里强调“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也世俗地把它派上了用场。譬如，猎户祖孙冒着生命危险赠米汤于李聚奎及警卫员，又为警卫员治腿伤，还准备收留他们养好伤再走；李聚奎听到猎户老伯对红军西路军兵败的长叹——“只可惜，好日子才开了个头，就……唉！”很自然地想到回报——“见老伯，气长叹/一副重担压在肩/动身寻党不容缓/老百姓一双泪眼望新天”。“为了好日子早回来”，也坚定了李聚奎寻党的信念。再如，当回族大妈把足够剩余路程用的干粮递到他手上时，他想起寻党路上的一幕幕过往，想起出手相帮的一张张面容，认识到“天底下百姓最善良”，“百姓拥护共产党/共产党要为百姓作主张”，这是世俗的报恩，当然，这也是共产党的初心，一直秉承的执政理念。

此外，即便是世俗化的“封建”观念赋予英雄人物，也会不消解他的崇高。譬如，李聚奎将警卫员托付在猎户老伯家养伤，只身上路寻党，二人生离死别时，李聚奎的叮嘱“若是我葬山野/你治好伤且莫要止步不前/藏山野，我也魂不散/你要带我回到党身边”。再如李聚奎在回族大妈家的感慨，“疑是我前世修来洪福降/一路上逢凶化吉皆呈祥”。众所周知，共产党秉持无神论，没有世俗化的“魂灵”“前世”观念，但是那个年代从平民成长起来的革命家身上，残存这种观念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

世俗包罗万象，世俗化于我根深蒂固，创作中世俗观念会自然地流露出来，不会去区分什么题材的创作。如此，湘剧《千里寻党》中有多少世俗化的处理，是个无从统计的。

结语

红色题材，除了与戏曲擅长表现的农耕时代生活有错位，其他并无特殊。主题上的整体类似可以逾越，能否逾越成功，在剧作家而不在题材；人物动作可是世俗化处理，英雄也是人，做的是人事，说的是人话，把握这一原则即可。如此，红色题材戏曲创作剩余的那点难，还是可以挑战的。

文/尹雨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