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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湘剧《忠诚之路》看现代戏曲的英雄主义建构
时间:2022/6/29 10:06:33 来源:本站原创 573

        中国文化、中国文艺之最大宗者戏曲,承载着表达中国文化主题、抒意思想观念之功用,清末以降至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再至当代,具有不懈演进、拓旧开新的创造力和革新力,通过持续完善、发展成为饱含鲜明现代性的戏曲,“对人的心灵的艺术展现达到现代人赞赏的深度,并有利于现代人的心理建设。①”利用戏曲艺术形式反映社会发展的人和事,回应时代艺术审美诉求,反映时代艺术样式的丰富,是现代戏曲的责任与担当。

        “英雄者,国之干。”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这个时代亟待崇高感精神能量的重启,亟待重大艺术想象的构建,亟待历史真相的还原以唤醒人们的敬仰之情。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英勇斗争中铸就的民族精神符号载体具象化英雄,成为红色主题戏剧核心人物。其角色塑造美学意义,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和时代价值,并体现出英雄主义的崇高感。

        由湖南省湘剧院创排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原创剧《忠诚之路》,与湖南地方代表剧种全息融合,以具有新意的英雄形象和新英雄主义巩固强化人们对于民族精神与历史逻辑的深度认同;在原型框架的基础之上,发展、创新已有的英雄主义表达模式,凭借现代戏曲的舞台空间,对战争体系下的英雄和集体记忆进行了一场回顾与重塑,历史文献手法铺陈出革命战争时期丰满的时代风貌和人物群像,将观众带入那段热血与烽火、青春与爱情、理想与信仰、苦难与人性交织的岁月。

一、消解艺术和政治的界限,开掘英雄主题概念层级。

        戏曲历来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服务时代、服务革命的历史话语体系下,戏曲的生命来自从形式到内容、从内容到价值、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时代变迁,流行文化的日益崛起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瓜分文化消费群体,戏曲观众大量流失。戏曲院团的生存依靠权力机器扶持成为普遍现象。行政主管部门抓戏曲,方向、题材和内容是最重要、最直观的考量因素。

        百年华诞,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一段段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蕴含着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指明了我们往哪去的精神路标。红色英雄主义必不可少,以英雄主义精神引领人,以奋发的激情感召人,以英雄人物的心灵成长和人性光芒感染人,重温历史,缅怀英烈,更是对当下的珍惜。戏曲创作责无旁贷,注定无法缺席具有纪念意义的重大活动,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当代生活的组成部分。毋庸讳言,命题作文普遍存在,已然成为当下戏曲最重要的产业生态。大量涌现的英雄题材戏曲作品,不仅题材、主题相似,还带来风格和手法上的雷同。“高大全”“伟光正”等概念化、浅表化的英雄范式倾向,陷入尴尬境地而不得不做出抉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不啻空谷足音,给戏曲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方向和空间,为样态丰富的作品产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样的作品和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能够引起创作方和观众的热情;以文化自觉促进艺术自觉、用艺术的思维理解现实,用艺术的手段表现生活,可以体现出当代艺术家的、超乎一般的文化气质。

        湘剧《忠诚之路》重新解构英雄主义叙事,讲述湘籍英烈陈树湘为革命信仰和理想信念从成长到牺牲的过程。始于马日事变陈树湘与农民自卫队队员的拼死抵抗,“搞农会快活了几天”,归于陈树湘回首革命经历断肠明志。以传奇的故事情节,恢宏的战争场面再现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以一系列重大党史事件为主线,讴歌革命先辈对党无限忠诚、坚不可摧的信仰力量和党领导人民战胜一切的英雄气概。如何在戏曲的土壤里嫁接红色的种子,延续其“诗言志、歌咏情、声依永、律和声” 的艺术气质,以群众喜闻见的形式达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是现代戏曲面临的一大重要课题。诚如张曼君导演所言:“对于现在的戏曲导演来说,在文本的选择上往往没有更多的主动权,命题作文的情况相当普遍。②”因而,在塑造鲜明的英雄人物性格特征时,将人物置身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中,使人物与所处的社会环境高度融合。不仅塑造特殊社会环境中自然生存的人物形象,还“竭力将之化为普遍性的人类情感来关照。在残酷尖锐的斗争背景下去塑造体现人情人性之美的人物形象③”,而且对人物及其性格形成的社会环境进行深入思考,由此发掘其深刻丰富的内涵,成为现代戏曲的脉动和指归。

        《忠诚之路》从人本视角生发出人性力量的伟大、忠诚于党忠诚于民的信仰的力量。全剧共七幕,马日事变、秋收暴动、三湾改编、大柏地反击、古田会议、长汀誓师、血战湘江,场景跨度大;出现人物众多,粗略统计台上出现的演员达六、七十余,在众多的事件和人物中如何找准角度、有所取舍地将历史故事讲得真实而富有艺术感染力绝非易事。主副线多元并行,以陈树湘的成长过程意义指向党的某段发展历程为主线将众多人物串联起来。每个时期每一场均有个性鲜明的不同人物登场,戏份不一,各有各的角色弧度。故事的载体毫无疑问是党史,党史的主体是党,是一个一定的群像组成的抽象的概念,而故事是写人,是由具体的个体组成的具象,从抽象到具象,编导更关注的是每一个角色的塑造,以人物来带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当然主要是重点人物的塑造,陈树湘的角色定位是贫苦出身,在毛泽东的启蒙下,胸怀远大志向,追寻革命理想,通过一系列事件思想上不断升华,不畏艰险的锻炼成长经历;毛泽东形象则很典型化,整个七场戏正面出现四场,定位是陈树湘的启蒙老师,贯穿于陈树湘的整个成长轨迹。“三湾改编”里毛泽东与余洒度辩争,为陈树湘及时解围,“大柏地反击”红军史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战,在紧要关头一生中唯一一次持枪冲锋陷阵,表现共产党领导下工农革命军官兵一致,维护团结,激发士气,面对生死考验患难与共的革命传统。陈树湘两次在剧中呼唤“老师”“毛委员”流露出的焦灼渴望和思念,实际上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由抽象到具象转换,体现出共产党信仰的力量和对国家对民族的自觉担当。党旗下宣誓的情节,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青春激荡,民族存亡危难的个人抉择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是生命之约,是信仰之誓,彰显用鲜血和生命践行理想信仰、在斗争中千锤百炼的剧意主旨。按照艺术的创作规律来讲述故事非常富有感染力。

        以革命英雄主义赞歌为母题,《忠诚之路》是关于多个“英雄”的作品,众多历史事件如潮水般涌来,发出耀眼的光。尊重现代社会的叙事习惯,即英雄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从千千万万普罗众生中成长起来,是在追求崇高理想、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出来。它对主题的开掘是多层次展开的,叙事脉络清晰、张弛有度,多人一事,一事多人,剧中的领袖人物、红军指战员、小战士、未婚妻、农会会员都有着墨,每个角色也都有出场戏份,但又并没有平均用力。所涉及的历史事件、流动的场域突破了场景的局限性,七场戏,七个场景,如一道道铮铮誓言,顽强杀敌、英勇无畏、锐不可当,推动革命的怒潮滚滚向前,反映出忠诚信仰、理想信念的形成过程。观众不再孤立、扁平地去思考陈树湘的个人成长、而以一个追寻信仰、铸就忠诚的视角来探寻英雄成长史,突破传统戏曲线性式、悬念式产生关联,结合团状式将剧情结构推进向前。在充满时空隐喻的转换下从英雄成长到那个年代风云际会的民族想象,信仰的力量由单个人物或单个场景赋予,变为相互关联的、层层推进的事件共同构筑。

        《忠诚之路》以人学的思考深入挖掘人性,扩容和升华出战争时期人性的光辉,立足对英雄主义的新理解基础之上,透视心理,挖掘内心世界,凸显出英雄主义题材的生活与真实。

        英雄人物的个性形象是去中心化的,塑造丰富立体的各色人物,帮助强化核心人物的记忆。杨开慧的出场给人一种有温度、有大爱的、非常伟大的女性形象,妄自尊大、霸道无德的小人余洒度,活泼机灵的红军小战士马七七……其中还穿插了陈树湘的感情线:善良、朴实、坚韧的农村姑娘翠妹子在陈树湘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两次“催婚”“逼婚”,但两次都被拒绝,从一个小女人变成一个大女人,映照了陈树湘坚定革命信念的形成过程,衬托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英雄人物陈树湘的形象。未出场的人物“马刘氏”在六个儿子都已参加红军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情况下,相信“苏维埃政权是穷人的命根子”,将最小的儿子马七七亲自送回部队……没有戏份,却形象鲜明,深明大义,人物形象还原情感厚度、生活温度,使英雄主义题材作品温情动人,却又不落俗套。

        在母题之下生发出英雄精神和家国情怀,赋予主题层次感。命题作文的政治使命其实也包含在了艺术性的人学主题里面,群像式英雄形象的塑造,史诗般气魄凸显作为强大精神支撑,也更加验证“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也必是因为他具备能够迎合信众的为事业而献身的勇气、不懈的斗志和高尚的利他主义。”这些英雄人物群,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乃是革命者最大的荣光”,谱写绝命搏杀的英雄史诗。

        不妨设想,假如缺少其中的一个方面的主题,作品的思想性将会抽象、缺失、不够深刻。两大主题都是经过缜密构思,从人物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淬炼出来,既对立又统一,相互依存,互相成就。现代戏曲里有效嵌入主流意识,揭橥和升华了英雄主义的主题意蕴,增添了戏曲的视听魅力,呈质戏曲剧种的地域特色,传承悠久的民俗文化,一方面承担了政治的功能,另一方面承担了艺术的效果,淡化政治与艺术的界限。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既是一种消解,也是一种政治导向与艺术表达的平衡。

二、打破历史和现代的次元壁,创新英雄主义舞台样式建构。

        源远流长的戏曲艺术建立于古代人思想、文化、生活之中,有自身内在的规律和固有的传统。舞台上规范的程式动作的运用是戏曲演员创作人物的基础与根本。但过分倚重程式化将陷入绝对和偏激的境地,传统地方戏剧不应被禁锢在博物馆或象牙塔,多元化实践迈向未来的创新和突破既是艰难挑战也是必然选择。因此,《忠诚之路》在继承戏曲传统的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实施中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写意戏剧观,写意表演写实,表现主导再现,注重挖掘戏剧的思想内容,使之能与时代精神和当代观众的审美情趣紧密交融并产生共鸣,同时将话剧艺术中演员的内部心理现实主义的技巧糅进湘剧的表演体系中,形成夸张、鲜明的极富美感与韵律的表演形式,创造性地予以交融。

        在创作原则上,以湘剧行当、程式表演为主,借鉴话剧善于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表现手法为辅。一方面以前卫的精神在非文本叙述方式和舞台空间形式上开辟出英雄主义表达新范式,将现代艺术元素引入到传统戏曲;另一方面,又回归到戏曲的传统艺术思维,深入挖掘民间音乐、民间文化、民间习俗,从传统戏曲的形式到戏曲的传统进行了一次创造性的转化。两大因素相向而行,以探索的精神回归传统,试图将传统戏曲表现手法和戏曲精神纵深推进,以当代意识反观戏曲传统。

        竭力保留和运用传统戏曲的音乐和表现形式。音乐声腔是戏曲的灵魂,传统曲牌的旋法与声腔是湘剧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失去了特指的地域色彩,戏曲的音乐语言就会失去承接的载体,它的陈述也就失去了活生生的灵性。何为音乐,何为剧种,在这里找到了交叉点和相融点。声腔外化人物内心情感,湘剧特有的念白韵律增添人物地域性格和红军将领的气质气魄。很多唱段中运用了湘剧高腔抒发感情、清唱的“放流”演唱形式,“慷慨有余哀”渲染人物感情色彩。发挥湘剧以高腔演唱为主的优长,音乐腔调变换出新,增强音乐感染力和音乐语言的叙事性。伴唱“漫天风雪急,朔风吹征衣”突出气候环境恶劣、物资匮乏;合奏方面采用支声复调与多声复调并行,突出运用不同音色的齐唱与重唱,浩浩荡荡,激昂雄壮。主题音乐运用了湖南单调356的旋律,调性色彩明朗而轻快;“国际歌”“三大纪律”等旋律音调的穿插,既唤起革命历史情怀的回忆,又显示出浓郁的地方气息。现代戏曲音乐的思维下,剧种音乐与西方音乐技法结合,与现代音乐审美结合,“殊声合响,异翮同飞”,大量运用管弦乐的交响创作手法营造一个当代的现实时空;用部分录制音乐和现场加入管弦乐进行声腔伴奏,原汁原味的高腔特色将英雄的故事以戏曲的方式呈现,仿佛是一个历史时空,两个时空交替出现,彼此照应,形成对应,有力推动戏曲情节发展。充分吸纳民间音乐元素,把民族元素融合湘剧中。以客家山歌为素材创作的《风吹竹叶》在剧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长汀誓师”一场,一排身穿民族服装歌队面向观众,手里面还拿着纳的鞋底,唱出“风吹竹叶响叮当噢”,表现共产党人联系群众和追求革命信仰;第二次是尾声,唱出了历史的斑驳,于婉转清脆间袒露人物从心底对党热爱的赤忱之情,令人动容。“南风子爽爽天又啰高,筒车车水润禾啰苗”则是出自长沙县山歌。“青篾的篮子黄篾的盖,对面的杂种我不怪,打断骨头连着筋,老子到死都是共产党的人……”音乐风格质朴昂扬,唱词直白贴近民间,贴近民众生活趣味。

        程式化的戏曲歌舞作为传统戏曲最本质的叙事手段,在剧中发生了变异。化古为今,西为中用,舞蹈入戏,糅合了传统戏剧舞种和当代戏剧的舞种,投合了受众对舞蹈演语言的需求。与传统舞台上表演性舞蹈不同的是,舞蹈样态载荷推动剧情和渲染情感之功用,减轻了观赏性,加重了情节意味性。不仅叙事,还刻画人物形象。舞蹈设计串联起了重要历史片段和历史人物,事件不同,场景也在变换。形体设计不再单一,让演员通过完成设计的动作,写意又抒情,形成内心生发出来的表达情感的需要。别出心裁的逆舞设计,“大柏地反击”里毛泽东基本是原地奔跑,靠周围群舞者的移动来反衬其冲锋陷阵。“血战湘江”牺牲方式的合理性不断调整,不尽同而可相通;“断肠明志”呈现陈树湘激烈悲壮的牺牲场景并永久定格,既为抒情提供空间,又为舞台呈现提供想象和创造的可能,以艺术的真实再现历史的真实。针对本剧出场人物众多的特点,非常适合设计群戏舞蹈场面,增添广大群体的英雄底色,陈树湘个人的忠诚之路、信仰之路与一个群体、甚至与全人类的奋斗历程交相辉映;昭示了反压迫斗争背景下的所有有血性的人的必然选择。

        建构戏剧空间,基于舞台表现上的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述演故事离不开物理空间和并且脱离掉时间而存在。建立在表演基础上的“三四人千军万马,六七步万水千山”,是传统戏曲舞台物理空间的变换;“一声檀木五更天”则指时间的延续。舞台空间与现实空间的非同一性,决定了舞台上的时间、空间延伸与扩张,实现戏剧性和观赏性并存。

        民族美学的舞台积淀,受制于传统演剧场的物质局限性。基于此,导演的空间调度能力,抑或对戏剧空间的处理和建构能力不可等闲视之。现代戏曲如若停留于此,不可能更新和推进任何的空间调度手段。

        由意象到事象的虚实转空间叙事应该是全剧的一大亮点。第五场“古田会议”毛泽东生日,陈树湘梦见杨开慧是意象,舞台切分出两个转换的主客空间,下场门一侧,杨开慧温婉形象示人,浅吟低唱“清水塘,水清清,春伢子卖菜到省城……”,以倒叙、闪回的方式交代陈树湘与毛泽东和杨开慧结识并受启蒙走上革命道路的往事,转变为 “共产主义是信仰,老师就是我领路人”的具象。投影上投放出的大幅红色还有翠妹子的红色嫁衣,象征着流血牺牲的战斗,以及赤诚的信仰。军旗下英雄的成长,人在旗在,鼓舞人心,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隐喻映射。现实空间对故事空间的侵入含混了叙事空间的分界。

        《忠诚之路》的文本展现红军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等诸多革命先辈的光辉形象,场景众多,时空转换丰富。倘以传统戏曲的做法,完全交给戏曲演员来演绎,力所不逮。文本对表演的层次性和情感丰富性的要求,必须通过更为现代的方式来完成,由述演故事转变到故事述演。用戏曲纪录时代,采用真实人物、真实事件、真实文献创新戏曲舞台样式,将现代科技手段与艺术手段熔于一体,大屏幕投影起到介绍人物、提示背景的作用,辅以打字声音元素,具有很强的纪实风格;特别是末尾陈树湘牺牲前回忆革命经历时,大屏幕上叠映而出的一幅幅黑白照片,生发出一种令人称奇的化学效果,十分吸睛。跨媒介建构的创作理念下催发的多角度拼接式影像叙事、现场的舞台装置配合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扭结成强大的戏剧张力。真实影像带来的线性叙事勾勒出从成长之路衍变为忠诚之路的时间脉络,历史地图铺陈战争景象,拉出的叙事轴线引领观众走近真实的历史。舞台以象征性的主体形象展开,组合多媒体视觉形象,舞台灯光用冷色营造白色恐怖气氛,古田山峦起伏,岭谷相间,红军战士昼伏夜行、行军作战,启用沉重压抑的色彩空间,突出年代感和地域特色,传达一种慷慨悲歌雄浑壮阔之美,也即红军战士义无反顾,不怕牺牲的崇高之美。运用大写意的概括手法,时空的转换借助挥动墨色大笔触的舞台支点,在构图上有一种坚不可摧的稳定感和牢固感,散发着浓烈的革命气息,力透现实,增强舞台语言的表现力量。戏曲主体的先锋表达与舞美的现代表达珠联璧合构成本剧的审美形态。

        服装设计也是戏剧作品的一部分,为英雄主义的精神传达贡献力量。传统戏曲讲究行头、戏衣、穿戴的“上下五色”之分,这样的划分易造成色彩相杂、色调纷乱。《忠诚之路》的历史背景要求服装朴素沧桑的革命气质,主要用色色彩相对纯净,以衣传情,以衣塑形,既还原时代感又符合现代人审美,利用光影和做旧处理达到绘画般质感的舞台艺术效果。“漫天风雪急”服装将对比强烈的飞白在结构处作强调,似久洗后的泛白,也是战争饱经风霜的象征,达到故事性、装饰性的统一。人物造型总体朴素厚重,毛泽东的造型设计尊重史实保留了较长发型,但又不拘于史实在嘴角处添加了那个时期还没有的痣,离形得似,体现出追求形似、更求神似的创造宗旨。

        相窥历史与现代的影彩斑谰,艺术家在创新中寻觅探求传统精神的继承,形成戏曲艺术史中的环声回荡,从“永恒之美”趋向“创新之美”。

三、融合多空间受众视域迁移,完善现代戏曲英雄主义价值表达

        历史、创作者、作品、受众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戏曲活动,其中必要组成部分是受众接受者,戏曲活动的反映对象与物质基础是戏曲作品的创作主体,戏曲作品接受的主体通过一定方式接收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这种方式通过某一路径,使戏曲活动贯通融会。

        戏曲艺术赖以生存的中华传统文化环境,是其足够稳定和持久的美学支柱,以及独有的理念体系。戏曲的程式化之所以拥有超高地位,源于中国戏曲受众的思维方法和经验世界。戏曲舞台的开放性,强调表演和受众互通声息和观演一体化。20世纪开始,现代文明技术的进步挑战语言的中心地位,戏曲消费市场逐渐低迷,而戏曲受众的观念仍停留在原地。英雄主义题材想要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就不得不处理好与受众意识的关系。拉康的镜像理论告诉我们,戏曲受众会不自觉地从戏曲舞台上寻找自己的影子。团队在创作之初就定下了表现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英勇斗争中所铸就的坚不可摧的信仰力量的创作思路,力求让受众能从这一英雄主义主题中获得对革命先辈奋勇抗敌的精神上的自我认同。剧中工农革命军的重要组成——农会会员,与当前大多数观众身份具有一致性,出身平凡,都有着爱国爱民的共性,所表现的忠诚信仰,甘愿为国为民献身的高尚品质,是战争年代老百姓的普遍情怀,契合时代精神特质,观众从剧中人物身上找到平民的人生价值,对剧中的人物产生一种平视感。观众代入角色成长历程而又对英雄的壮烈牺牲产生更深层次的共鸣,进而深刻体会到伟大的建党精神所蕴含的时代内涵。

         “平凡的人生,淳朴的情感”。但在这平凡和淳朴里面,却蕴藏着熔铸民族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当前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在默默奉献着自己的辛勤和汗水,在用行动践行着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戏曲受众与百年前劳苦大众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是相通的,因此该剧才会跨越年龄,与受众倾心相见,引发精神共鸣。这是真实的力量,更是信仰的力量! 既有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又有深入细腻的情感和声;既有顶天立地的铮铮铁汉,又有柔情似水的儿女情长,在感受先烈赴汤蹈火的忠贞信仰同时观照现实,达到戏曲写意与历史文献写实完美结合。《忠诚之路》通过平民化的忠诚信仰主题与戏曲受众对话成功地传达英雄主义表达,在观众视域迁移中既有真挚的精神情感,又有融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互动式叙事技巧。在表现人物崇高伟大时,没有概念化或简单化的一平到底,也没有刻意回避其间的艰辛曲折。比如“三湾改编”一场中的军阀习气,军队内部士气低落,士兵不断逃亡。“古田会议”里思想的交锋,领袖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富有魅力的个性特征,以内心独白作为人物内心剖白的主要手段,既拥有了清晰的叙事,又完成了相对完整的人物性格塑造。英雄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存在,还通过行动和实践,彻底破防,勾连观演视域,述演回应观众的期待,观众的期待被故事述演吸纳。戏曲艺术之“真”被赋予一种思考属性,统摄在舞台综合表现之中。若从认知平衡论的角度来看,主创团队前期通过采风和线索收集,对相关文献进行择取、筛选、拼贴、组合,完成一部“历史文献剧”,以普通人的成长叙述角度,情感化表达叙述,构建革命英雄与观众的精神联通,感召当代人缅怀英雄理想与信仰、奋斗与牺牲,激发热爱祖国热爱党、努力拼搏的使命与担当,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奋斗力量。这种创作过程何尝不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新提炼,他们在承受巨大人物体验和精神表达的双重压力和责任,化压力为动力,化责任为担当,最终以进取昂扬之英雄气、激情奋斗之轩辕热血,感染观众感动自我。

        传统的戏剧创作往往以创作者为中心,而“审美世界的期待视野”强调以受众的接受为出发点,对文艺作品进行研究。现代文明的进步,由以传播者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以受众接受的角度作为创作的核心维度。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受众其实也参与到了艺术生产的过程当中,受众既是文本的接受者,也是生产者。因此,对于现代戏曲的英雄主义建构,务必在新的赋形坐标上实现新的观演关系,对与受众的互动方式、审美接受过程、路径等进行系统的梳理,明确受众的意识对于戏曲创作实践的重要价值。以现代戏曲审美为引领,培养观众观剧习惯,推广地方传统文化,发挥地方戏曲的社会教育功能。

        地方戏曲的自我意识性、与世界的联通性,体现出它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而非表达某一种思想的存在。湘剧剧种在英雄主义题材创作方面拥有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比拟的先天条件。湘剧现代戏在保留自己艺术特色和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挖开掘红色本土资源,显意识地构建地方戏曲空间,从地理空间的视角探寻社会历史的解码和戏曲明珠的璀璨再现,创造出诸多精深传世之作,服务地方文化建设,彰显打造湖湘文化名片的责任和担当。《忠诚之路》是新世纪杰出导演张曼君继《李贞还乡》《月亮粑粑》之后第三次与湘剧高腔的合作。“湘剧三部曲”的实践和探索体现出独特的审美追求和创作理念,显示出当代戏曲艺术逐渐向导演流派的转型。以导演为剧目创作核心,编创合力,音乐、舞美、形体、灯光、乐队协同合作,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同时并进。舞台手段多元,表现手段出新,打破传统戏曲时空观,重视心里建构,是一种新型的现代戏曲形态舞台观。作为一部献礼之作,《忠诚之路》凝结了主创团队强大的自信心和昂扬的斗志,用湘剧表达如此厚重的题材,在舞台上尚属首次,给创作领域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应该引起戏曲艺术界高度关注。

        湘剧人始终秉持主动探索、主动实践的精神,以高超的艺术性、动人的现实性反映时代风貌,启发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其血与火交织的凸显着英雄人物崇高理想的深刻主旨和世所罕见的撼人心魄的激切而纯真的情感,提升观者品悟。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英雄的解读与诠释必然会更加全方位、立体化、多元化。“道不可以坐论,艺不能空谈。”现代戏曲势必在前行中继续攀登,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以开拓出戏曲新境界。崇尚英雄主义,致敬戏曲文化,其生命力也将随着英雄主义题材的现代戏曲发生和发展得旺盛繁荣而焕发勃勃生机。


文/郑莉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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